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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陈市长，感觉这封信好蹊跷，沉甸甸地，里面装的不像是信纸”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一天，秘书推门来到办公室，将一封信放到办公桌上。
听了也觉得好奇，放下手中的文件，顺手拿过来那封写着“新任上海市长先生收”的信。
他拆开一看，里面果然没有信纸，抖动了一下信封后，只听“咣当”一声，从里面掉出来一个小小的金属物件。秘书吓得差点叫出声来，呈现在眼前的，竟然是一粒手枪子弹！
秘书脸色大变，却若无其事，轻蔑地一笑，说：“这有什么可怕的，几十年枪林弹雨我都过来了，怎么会被一颗小小的‘花生米’给吓住？他们太天真了。”
说完之后，淡然地把信封和子弹都丢进了桌边的废纸篓里。
说得没错，仅仅是从1934年10月到1937年10月，在南方八省的3年游击战争期间，就有5次历险的经历。九死一生的，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，不可能被一封所谓的恐吓信给吓倒。
本人不介意，但是公安干警和警卫战士心却提到了嗓子眼儿，不能不担心首长的安危啊。他们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，而是有根据的。
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，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入上海，人民群众夹道相迎，为他们送上鲜花与掌声。
次日下午2点，一行走进上海市政府大楼，国民党代理市长赵祖康恭恭敬敬地将印信交到手中。
从这一刻开始，正式走马上任，成为解放后第一任上海市市长。这预示着上海从此回到了人民手中，国民党反动派胡作非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
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之日，就是妖魔鬼怪难受之时。上海解放了，劳苦大众翻身做了主人，昔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旧官僚失去了自己的天堂。他们不但对解放军怕得要死，也对上海的新市长恨得要命。
国民党首先是打算看笑话，觉得共产党不懂管理。蒋介石当时就曾经断言说，别看共产党占领了上海，但是他们这帮泥腿子不会治理大都市。“要不了多久，上海将会被共产党人整成一座死城”。
当时的上海，有一万两千多家工厂，九千多家倒闭，占了七成以上。八万多家商店，有五万多家关门，占到六成以上。失业人口剧增，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没有工作。
城市里还有350多万灾民和难民，他们饥寒交迫、流离失所。需要救济的上海市民，占到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。
当时的上海市市委书记饶漱石就忧心忡忡地说：“上海一个月要烧20万吨煤，600万人都张着嘴巴要饭吃，要解决几百万人的粮、煤及生活问题，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”
毫不夸张地说，我军从国民政府手里接过的，是个烂摊子。如果解决不了上海人民的吃饭就业，无论是谁，都不会受到欢迎。
当年租界的存在，使得上海成为黑帮乐园，流氓混混随处可见。还有大量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流散在上海，数以千计的国民党特务潜伏在上海，加上成分复杂的难民，给上海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变数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就会掀起滔天巨浪。
不光是国民党，全世界都在看着上海，看着，看这个战场上走过来的市长如何治理。他们觉得共产党人只会打仗，根本不会治理现代化的城市，等着看笑话。
可是事实让他们失望了，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，动乱没有出现，上海经济也没有崩溃，更没有出现饥荒。
上海逐步进入正确轨道，人民的生活恢复正常，它的明天充满希望。
经过几个月的等待，上海被治理得井井有条，蒋介石的预判再一次失算了。1949年8月底，蒋介石铁青着脸，召见了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。
“我想要和中共上海市的主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你能做到吗？”
“校长放心，我一定除掉他们”，毛人凤信心满满地说。
“齐五（毛人凤字齐五）啊，不能小看了共产党的安保能力，要想完成这个任务，非此人不可。”
毛人凤思考了一会，问道：“校长，您说得可是‘刘无常’？”
“对，正是此人！”蒋介石哼了一声，“除了他，我谁都不放心”。
刘全德
刘全德，江西吉安人，1915年出生。他父母早亡，寄人篱下，受尽恶霸欺压，悲惨的童年养成了仇视权贵、威武不屈的性格。
12岁那年，他被地主儿子欺压后，一把火点燃了其庄院，以牙还牙的火爆性格可见一斑。
1929年，为了不受欺压，翻身做主人，14岁的刘全德参加了红军。
刘全德不但有眼色，而且腿脚勤快，很快受到班长的喜爱，练就了百步穿杨的好枪法。在战斗中，刘全德也不怕牺牲，总是冲锋在前，当兵不到半年就缴获两支步枪，立功受奖。
当兵一年之后，15岁的刘全德就成为红军班长。
这时候的他，人还没有步枪高。因为枪法很准，他得了个外号“刘穿杨”。
红6军政委到部队视察，听说了刘全德的大名，就把他调到身边，当了自己的警卫员。15岁正是可塑性很强的年纪，在这个好首长的影响下，刘全德进步很快。他一步一个脚印，一年一个台阶，先后入团入党，还成为手下的特务连长。
如果沿着这个轨迹走下去，刘全德肯定会成为我军一名的战将，为了新中国的成立而建功立业。然而世事无常，一场意外的发生，改变了刘全德的人生轨迹。
1933年，刘全德被派到新的工作岗位，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，主要工作是负责锄奸。
一般来说，在上海搞地下工作还是比较的，因为地下党活动都是在租界。在这个国中之国，国民党的执法力量很难下手。
也许是刘全德运气差，到上海不久，形势就发生了不利的变化。在蒋介石的软硬兼施下，上海租界当局开始跟国民党联手对付共产党地下工作者。
在此之前，国民党警察即使发现共产党，也不能在租界随便动手抓人。
1933年，国民党当局跟租界达成默契后，其特务带着那些变节投敌的人，整天在租界转悠。辨认发现地下党员后，他们就上前找茬，打你骂你，不怕你不还手。
你一旦还手，巡捕就及时出现，说你打架斗殴，将你扭送进巡捕房。这时候，国民党的警察就及时出现，与捕房交涉后送往南京。
这就等于是双方达成了默契，签订了“引渡协定”，一发现地下党员，就迅速抓捕，送上黑色的警车，押解给国民政府当局。
他们的办事率很高，从抓捕到引渡不到一天，根本不给我党营救的时间与机会。刘全德比较倒霉，在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抓捕。
得知刘全德身手不凡，戴笠亲自劝降，用了3个月的时间。刘全德经不起考验，背叛了自己的信仰，倒向了国民党，成为一名军统打手，开始与人民为敌。
共产党是一座大熔炉，是一所好学校，从这里走出很多特工精英，包括那些叛徒。李士群、丁默邨、谷正文这些臭名昭著的特务，早年也是共产党人，在失去信仰后，往往能够在敌方博得一个不错的前程。
在我军中担任特务连长的工作经历，让刘全德得到锤炼，意志坚强，业务熟悉，精明干练，为刘全德在军统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。刘全德本来就枪法娴熟，而且天性残忍，在军统又接受了暗杀、爆炸、投毒、驾驶、格斗等多种技能训练，所以他很快成为军统骨干，戴笠的左膀右臂。
执行暗杀行动，刘全德总是马到成功，因此人送外号“刘无常”。
抗战期间，军统和汪伪特务机构斗法，刘全德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。暗杀余阶，就是刘全德的杰作。
余阶是汪伪76号电台台长，他对汪精卫死心塌地，疯狂破坏军统在沪电台，使军统特务在上海变成了聋人盲人。戴笠对其恨得咬牙切齿，下令手下锄奸。然而军统骨干发动多起暗杀行动，都无果而终。
原因很简单，余阶是个老狐狸，行踪飘忽不定，还深居简出。而且他的安保措施严密，外出的时候往往是几个车队，走不同路线，让人真假莫辨。
余阶的座驾也是防弹车，轻易不能洞穿。他的交际圈也很窄，不下饭馆，不参加宴会，选择投毒的也很低。
余阶的住宅不但戒备森严，还有几道铁丝网，喂养多条狼狗，很难接近。
眼看多次刺杀行动都失败了，戴笠想到了刘全德，命令自己的亲信毛森联络刘全德，执行暗杀余阶的计划。
1944年1月24日，是农历除夕，余阶接到陈恭澍的邀请，请他到家里吃年夜饭。
陈恭澍是军统四大杀手之一，1941年被捕后变节投敌。余阶认为，你我都是汉奸，总不至于对我动手，相对来说有。他没想到陈恭澍的叛变是有保留的，人家给自己留了后路，背地里跟戴笠还有联系。
酒足饭饱，余阶已经醉得一塌糊涂，临走的时候刘全德混入其保镖队伍，对方却全然不知。在一个转弯处，车队减速后，刘全德掏出双枪，干净利落地击毙余阶，在茫茫夜色中跳车逃走。
蒋介石之所以选择刘全德行刺，一是他给当过警卫员，认识，也了解他的生活习惯。
二是刘全德曾是我地下党员，对我党情报系统运作过程熟悉。
三是他枪法好，身手敏捷，沉着冷静，暗杀从未失手。
四是他在上海工作多年，熟悉上海，熟人多、朋友多。
9月初，毛人凤任命刘全德为暗杀小组组长，并由他制定了针对的暗杀计划。小组成员有6人，都是身手不凡的杀手。为了此次暗杀成功，还给暗杀小组配备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高爆定时炸弹。
毛人凤限刘全德6个月为期，完成暗杀任务，并承诺完成任务后，奖励暗杀小组每人黄金五千两，全部晋升为少将。
毛人凤自以为这一切安排得天衣无缝，奈何刘全德还没有出发，我方就得知了消息。因为我党在蒋介石身边安插了卧底，吴石就是其中一个。他深受蒋介石信任，是国防部参谋次长，当时并没有暴露。因此，毛人凤召见刘全德后不久，上海市公安局就收到了相关情报。
一份有关刘全德的资料，摆在了上海市公安局李士英局长的案头，并在次日转交给了。
见过大风大浪的看完密报后，只是淡然一笑，用四川话说，他要来就让他来吧，我们热烈欢迎，好好招待，不能怠慢。
10月中旬，一架飞机从台北飞往舟山群岛。
机舱里，刘全德和他的手下安平贵、欧阳钦精神振奋，志在必得。
得知特务准备刺杀的情报后，上海公安局打算为增加安保力量。可是却提出请求，要求把警卫人员裁减三分之二，从18人减到6人。
明白，如果不掌握刺客的行踪，再多的警卫也无济于事，如今对刘全德的行踪了如指掌，怕他作甚？
再说了，当时上海的局势严峻，也想通过裁减警卫，把警卫用到该用的地方。
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同志知道的脾气，无法违抗命令，但是他们也知道首长是天大的事。所以他们表面上裁撤了的警卫人员，但背地里增加了不少便衣，加强了安保措施，一个可疑人员都不放进市政府。
同时他们又采取了如下措施：
一是监控码头，刘全德一上岸就对其监视。
二是监视刘全德朋友和故旧。
三是说服和刘全德有关系的人员，配合公安人员抓捕刘全德。
四是严密监视旧上海的警察和公职人员。
后一点，那就是监视上海的大小酒店旅馆。
这样虽然费事，但编织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大网，即使有一百个刘全德，也难以接近。
这时候的刘全德到了上海，果然先去了故交姜冠球的家里。
虽然跟近在咫尺，但是刘全德没有内线，没有可靠情报，不知道的生活规律和出行路线，他纵有浑身本领也无可奈何。
想来想去，刘全德决定自己化装到市政府去，摸清地形和的作息规律。然而还没有等他动手，公安人员就出现在他的面前。
原来公安人员早已经策反了一个陆仲达的旧警察。而陆仲达通过自己的上司、原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跟刘全德有交往。
陆仲达知道上海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，他担心共产党跟他算旧账，见公安局有人来，他态度积极，决定无条件配合，抓住刘全德。
不过刘全德跟陆仲达交往不深，他并没有来陆家。
陆仲达立功心切，他想起自己有个叫姜冠球的朋友，跟刘全德交情很深。有人说，“朋友就是用来出卖的，尤其是做坏事的朋友”，看来陈仲达为人务实。
他到了姜冠球的住处，推开房门。进门后，陈仲达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，此人正是刘全德。他虽心中狂喜，尽量按捺内心的激动。
过后，陈仲达带着便衣来到姜冠球家里，却发现刘全德早已不见踪迹。原来刘全德机警，发现陈仲达表情不自然，担心出事，就躲到了另一个朋友史晓峰家里。
但是公安人员神通广大，早已做通了史晓峰的朋友高积云的工作。高积云带着公安人员直奔史晓峰家，他让公安人员在外面等，他自己独自进屋。在这里，他发现了刘全德，正在屋里跟史晓峰喝酒呢。
这足以说明，刘全德已经“老了”，失去了敏感的触觉，不再是一个合格的杀手。合格的杀手一定要怀疑所有人，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喝酒，不近女色。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会出卖你，酒色则会耽误大事。
可见，这个刘全德已经不再称职，蒋介石是看走了眼。
刘全德喝到微醺之时，早已等候在门外的公安战士破门而入，将一副锃亮的手铐戴在他的手腕。
1950年12月，上海市人民法院经判处刘全德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可是在行刑的时候，派人来传话了：枪下留人！不要判处死刑。
大家大惑不解，像这样罪大恶极的人，留他何用？却神秘一笑说：“我自有妙用”。
根据的意见，上海市人民法院改判刘全德无期徒刑。刘全德能死里逃生，就连他本人根本也没有想到。
又派人带他学习改造，刘全德终于决定痛改前非，将功折罪。作为一个军统杀手，他掌握着很多国民党特务的机密。根据他的供述，我公安将军统在大陆的很多潜伏点一一连根拔掉。
对于那些被抓的特务，刘全德也负责出面，对他们进行现身说法，要他们弃暗投明。如此一来，保密局在大陆再也无法开展“正常活动”。
到了1952年，屡屡碰壁的毛人凤不得不下令，暂停向大陆派遣特务。
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陈市长这一招，果真就是高明！